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拧好每一颗螺丝钉。对此，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陈炯博士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半导体领域的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所运用的理论，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把理论转换为工程时，需要‘工匠精神’。只要大家静下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出东西来。”
对我国在不少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航天信息董事长马天晖表示，解决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和转化问题，需要依靠科研机构和企业界两方面力量。
“过去几十年，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进入持续稳定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深耕基础研究领域，世界级成果不断涌现，在化学、材料、物理等基础学科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区块链等新一代基础信息技术也在持续突破。”阿里巴巴达摩院秘书长刘湘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与此同时，我国在高端芯片、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疏通产业源头
“有时候，基础研究只是为了弄明白几个数字、几个参数，但非常重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工厂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李鹏博士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北大生态学系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建国50年中，中国的森林是碳源还是碳汇。相关研究为我国争取国际气候谈判主动权提供了数据支撑。”
李鹏表示，产品也好，场景也罢，背后都有一套科学逻辑，这是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大厦建得再高，风一吹就塌了。
马天晖认为，科技创新体系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法、术、器”来划分为四个层次：基础研究是“道”，技术原理是“法”，技术发明是“术”，具体生产技术和应用是“器”。从这四个层次看，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是应用技术的源头和起点。
刘湘雯强调，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诞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基础研究突破性的新原理和新概念。当然，产业化大规模应用，给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新土壤和新思路。基础研究对工业影响非常大，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良好互动，将有助于两者持续发展。
李鹏说，尽管我国在化学、材料、物理、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也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但是，从整体看，我国基础研究能力与世界最好水平相比还有差距，广大科研工作者任重道远。
不能因噎废食
企业是市场创新主体，有无必要进行基础研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近年来，一大批高科技企业都在基础研究上不断发力。
维信诺副总裁徐凤英表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基础研究更是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显示技术发展迭代周期长，尤其需要前瞻性和基础技术的长期积累。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自主创新，虽然很难，但这是唯一能够让中国在OLED产业争得国际话语权的方式。即使在产业低谷期，我们的团队也从未放弃。”
“有观点认为，基础研究短时间内很难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马天晖表示，企业应重点关注如何把基础研究向经济效益转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基础研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面向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的研究院或中心，高科技跨国大公司的研究院规模更是庞大。
刘湘雯认为，市场对新科技的需求，往往能更好地推动科学和基础研究发展，最终也将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动能。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和参与基础研究。比如，阿里巴巴达摩院通过举办全球数学竞赛、设立青橙奖等项目，支持数学等基础学科发展，帮助投身科研的青年科学家更好地进行研究。
在李鹏看来，基础研究具有前沿性、突破性的特征，短期可能无法进行产业应用或没有产业与之匹配，但在某个时点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很多民用产品都是来自太空探索过程中产生的技术。
加强成果转化
目前，我国在不少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
马天晖分析，解决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和转化问题，需要依靠两方面力量，一是科研机构这支“主力军”，二是企业界这支“生力军”。科研机构基础研究需要由应用牵引，与实际问题结合。企业界要勇于进军基础研究，勇当“原创技术策源地”，通过基础研究打造核心技术、塑造长期竞争优势。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技术能力要求高等方面的约束，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乏力，多数企业技术研究聚焦在应用层面，鲜有大型基础性课题研究和成果。因此，马天晖建议，有关部门应给予配套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对如何更好地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落地到产业，刘湘雯提出三点建议：从机制上进行创新，疏通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快车道;从需求着手、以问题为导向，拆除基础研究产业化的“篱笆墙”;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责任和作用，给基础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试验土壤。
徐凤英表示，随着技术迭代和需求升级螺旋式地相互促进，产业变革凭某一家或某几家企业无法实现，只有全产业协同，整合资源、开放合作，共同加强基础创新研究和成果落地，产业才能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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