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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浙江事业单位面试热点:错案当事人感悟劫后余生

未知 | 2013-07-16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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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判死刑的那天,蹲在法院墙角,太阳斜照,阳光非常美好;后来改判死缓那天,太阳还是斜照,阳光依然那么美好。”

田伟冬曾被认定是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浙江萧山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的罪犯,被法院一审判死刑,二审判死缓。后因在监狱服刑过程中表现良好,多次减刑后于2013年1月11日被提前释放。

田伟冬清晰地记得,1995年11月28日傍晚5点,他回到自己开的小饭店后,被公安带走。而等到完全自由之后,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并且在鬼门关外遛了一回。

尽管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已于2013年5月10日以故意杀人罪对18年前的萧山“3·20”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项生源依法提起公诉,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在对原涉案被判刑人员陈建阳、田伟冬等人抢劫、盗窃案进行复查。此外,犯罪嫌疑人项生源只涉嫌当年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原涉案人员中的陈建阳、田伟冬等人当年还涉及另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因此,当年的那些涉案人员到底是否清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1995年,田伟冬21岁,现在已经39岁了。“小说里的人上刑场前会说,老子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18年,对我来说,确实是个轮回,只是没想到如此的冤枉,要遭受这么多的痛苦。”

田伟冬是当年被判刑的5个人中唯一始终没有认罪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选择撞玻璃窗而晕死过去,头上的血染红了整件上衣。再后来,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尖,生生地吞了下去……

在改判死缓之前,他在看守所待了3年。“死刑犯是要戴脚铐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戴上的脚铐是锈迹斑斑的,等到取下来时,已经磨得闪闪发亮了。”

1998年11月27日,田伟冬被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所服刑。在监狱里,田伟冬一直看书,学法律。“我一直在寻找答案,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被认为是杀人犯?有朝一日能出去,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田伟冬的父母每个月都会到监狱探望,无论刮风下雨,没有中断过一次。“没有父母的坚持和鼓励,或许我等不到今天。里面精神失常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他说,父母一直在帮着申诉,但是他自己不敢,因为怕一申诉,就无法减刑了。“这18年里,我只扣过1.5分,因为表现良好,所以不断减刑。”

2013年1月10日,田伟冬被告知,他的案件可能存在问题,要重新复查。出来后的田伟冬请了原来二审的律师,同时不断接受法院和其他部门的调查。

今年4月3日,田伟冬找到了当年侦办案件的人员。“他们说,你的事情,法律会给你判决的,他们该承担的责任,也会有说法。”

“我曾经对一个领导说,你也是为人父母,如果你的孩子被冤枉18年,你怎么想?当年再怎么要求你们抓紧破案,再怎么严打,也不应该是你们草菅人命的理由!”田伟冬心中仍充满怨气,“如果不是项生源被抓,我出来申诉能成功吗?能还我清白吗?”

出来后的这几个月,田伟冬学会了乘电梯,学会了用手机发短信,现在正在学开车。在休息外,他一直关注着杭州张高平叔侄冤案,因为他觉得这个案件也关系到自己案件未来的走向,比如最核心的赔偿问题。

“我现在很讨厌城市生活,那么多的人和车,说话还得小声。最喜欢的就是吃完晚饭,到村里田埂上走一圈,觉得空气真好,那么的自由……”田伟冬家的房子在村里是最高最气派的四层小洋楼,这是父母举债盖起来的,希望田伟冬出来后能找个好老婆。“当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如果没出事,估计小孩都已经很大了。这辈子欠得最多的,还是父母!如今,我希望还能找个老婆,但恐怕已是奢望了。” 

 

离开看守所的第一天,李怀亮眼里浸着泪水。

“在看守所里,阳光只能照到很小的一块地方,照到这人就照不到那人,常常抢不到。”躺在床上的李怀亮,虽然面色比开庭时略有好转,看起来仍一脸疲惫,说几句话都要停一停。

2013年4月25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河南平顶山市“死刑保证书”案(详见《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6期报道《“死刑保证书”保证了什么——河南新版“赵作海案”考问维稳之惑》),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中院再次开庭审理。25日下午,平顶山市中院依法宣判被告人李怀亮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庭释放。

然而,在看守所里熬了12个年头的李怀亮,已无家可回。

在李怀亮被羁押期间,他的妻子因不堪“强奸杀人犯老婆”的名声和被害人亲属的多次辱骂,离家外出打工,至今杳无音讯;两个女儿小学没毕业就辍了学,未成年便早早嫁人;80多岁的老母亲,为了给他申冤,沿路乞讨,多次上访,2011年去世时,头上还留有给菩萨磕头磕出的鸡蛋大的包。

“我弟弟从看守所出来的这一个多月里,一直在几个亲戚家居住,几个亲戚在轮流照顾他。”李怀亮的姐姐李爱梅告诉半月谈记者。早在2011年,记者到李怀亮家采访,那时他的家因无人居住,院子里已长满了杂草,两边的围墙和门楼都已倒塌,破败不堪。

“没有办法,在看守所的这些年,吃不好、睡不好,连照个阳光都要抢,还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能活着出来就算不错了。”时至今日,李怀亮仍心有余悸。

“这些天,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晒太阳。即使躺在床上,也要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到床上。”李爱梅说,和被抓前相比,弟弟现在已完全“木”了,除了看守所的规矩,很多话他都听不懂,连电视机的遥控器都不会用。“刚出来那几天,不管在哪,不管干什么,一听见叫他的名字,都会条件反射马上起立,大声喊‘到’。”

“因为照不到阳光,他原来一头浓黑的头发,现在都变成了枯黄色,牙齿也松了、背也弯了。出来后几乎天天都在看病、吃药,光医院就跑了七八趟。12年啊,就是铁打的身体,也给锈得不成样子了。”

“经历过这一场官司,我彻底灰心了,老百姓太不容易了,如果没有记者的帮助和监督,李怀亮就算死在里头可能都没人知道。”一直坚持上访为弟弟鸣冤的李爱梅说着说着就止不住流泪。“人们都说打官司、上访的水深,真的太深了,每次感觉都能淹死你。”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向弟弟表示过歉意。”据李爱梅介绍,这段时间,除了记者和亲朋好友以外,只有法院的工作人员来过,一次是因为被害人亲属上诉、民事官司审理的事,一次是让写申请国家赔偿。

说起对未来生活的打算,已48岁的李怀亮沉默了一会儿,小声地说:“等身体养好了,想把老婆找回来,再找点活干干。我坐牢时,她一个人拉扯两个10来岁的孩子,还背着个杀人犯老婆的坏名声,很不容易。不管她这些年做了什么,我都不会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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